尽管大多数人怀有善心好意，但当目睹自己对地球所造成的满目疮痍之时，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某种邪恶力量已经劫持了人类文明，正将其推向无益于任何人的深渊。 倘若我们迈向的未来是任何人都不会有意选择的未来，那就意味着并非我们在选择，而是无益于人类福祉的某种东西在选择我们，这是顺理成章的，有人如是说。 对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也加强了这一结论。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和9.11事件的官方解释都充斥着难以解释的矛盾。不祥的巧合事件层出不穷，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而其背后是一个为达邪恶目的而精心策划这些事件的意识机构。 另外一种历史则认为世界事件起因于一种强大黑暗的秘密政治集团的阴谋诡计，该集团由全球精英组成，包括银行、像洛克菲勒和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裕家族、像彼尔德博格委员会（Bilderburg Council）那样的非官方组织、集团犯罪、政府内部的神秘机构、像“骷髅”（Skull and Bones）和“共济会”（Feeemasons）那样的秘密协会。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更加秘密的集团，该集团由地球真正的统治者组成，甚至包括成为他们傀儡的国家首相和总统。有些理论家说这些执掌大权的光照派（Illuninati）是凡人，有些理论家说他们有外星同盟或者他们由外星人控制或组成。据说，他们的目标是强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实现他们的全面统治。 此外，据称该黑暗的政治团体拥有可自行支配的强大秘密技术。天气控制、意念控制、能源武器、像莱姆关节炎（Lyme）和禽流感那样的人造疾病、以及其他近乎神奇的技术使他们可以摧毁任何抵抗，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们控制。从始至终，他们都在企图强加新形式的暴政，以便既能统治物质又能统治意识。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阴谋论或者支持主流的历史叙事。相反，我要提出尊重同时又超越前两种解释的第三种解释。阴谋论的大多数批评质疑作者的证据、逻辑和来源，怀疑作者的理智、智力或正直。我不会这样做。尽管这些批评时常言之有理，但是它们往往追求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最马虎的作者、论点中最大的弱点、最容易解释的证据。然而，即使是写得最好的批评文章，公正的读者只要好好读一读，就会意识到其中有些莫名其妙。 而且，新世界秩序阴谋论，无论有着什么样的缺陷，都包含着一些重要真相。首先，它向我们指出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些大错特错的东西，有些正确的东西虽然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却视而不见。新世界秩序假说让人觉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放性。然而，最终许多人发现它会使人丧失力量。在我看来，新世界秩序假说在它渴望改变的相同情况背后微妙地注入了这种心态。它剥夺了我们的力量，从而使得现状得以维持。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新世界秩序的解放潜力该如何才能实现？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从对新世界秩序这一论点及整个阴谋主义的原始批评开始——这一批评会打开将新世界秩序和主流叙事结合为一个更大框架的大门。 无效的控制 天上真的有一些超智慧、超能力的人可以凭借他们的计划和技术来成功地把世界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摸样吗？抑或人类文明的精英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迷惑恐惧，仅仅是在对动辄便关系到他们自己生命的事件作出回应？无效的控制编制在现实世界中。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比如团体或社会，本来就是无法预测的。当然，掌权者试图保持控制，经常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总体说来，其实是事件控制了他们，而非他们控制了事件。 阴谋论将一定程度的能力、远见和效率归功于和人类机构格格不入的控制机构。我们生活在基于控制的文明中，误以为我们可以通过物质和社会技术来命令世界，一旦我完善了这些技术便可以战胜自然、战胜混乱、战胜不确定性。而事实上，世界是杂乱无章的、无法预测的，无论我们多么精心地策划事件都无济于事，就像是拳头握得再紧也无法控制掌中泥沙的流失一样。我们沉湎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之中：等到下一次技术革命、下一次医学创新或者下一套综合性规章，我们终将能够控制所有杂乱的可变因素，生活在一个安全有序的世界中。 阴谋主义者赞同我们文明的一条显著准则：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易于控制的。他们认为这种控制力量已经走向邪恶，但并不否认技术治国的信条，即认为社会和物质材料可以通过科学方法不断改善，包括收集信息、制定计划、消除变量、施行武力等等。承认新世界秩序阴谋的可能性就意味着认同集权主义背后最具动机性和理据性的信条之一。新世界秩序的信仰者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极端。 我们被出卖了。在技术发展的祭坛上若干世纪的献祭之后，我们心怀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我们将这种愤怒转嫁到光明派身上，或者任何剥夺我们“未来”的人的身上。这种乌托邦式的技术理想当然存在——只是我们被拒之门外了，天堂的技术转向了险恶的目的。但真正的问题比此还要更加深刻。正是控制模式本身造成了我们宁愿牺牲一切去追求海市蜃楼。 命令的动力 阴谋论的核心观点是“奥巴马总统是傀儡”或者“甚至连大卫·洛克菲勒也是接受来自上面的命令”。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等级机构的社会动力。若要一个人服从命令，要么发出命令者的权力必须直接高于下属，要么发出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必须根植于一种使命令合法化并得以执行的社会机构。后者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军队。当上校向少校发布命令时，上校服从命令并非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如果拒绝会遭到上校痛打，而是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大多数是含蓄的)“协议之网”的一部分。最终，如果他不遵守命令，有人（比如宪兵队）可能会痛打他或者监禁他，但这样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协议之网”包括了违反协议的后果。我们可以说，上校、少校、宪兵队及其他人都享有一个共同的“军队故事”(story of the army）。 全球阴谋又是什么情况呢？什么样的社会机构能够将发布给大卫·洛克菲勒或者巴拉克·奥巴马的命令合法化呢？这种情况下的“军队故事”根植于更大的“合法性故事”（legitimizing stories）中,这种故事最终包括政府的合法性、金钱的价值、对历史的阐释、价值与道德体系等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可以允许对奥巴马或洛克菲勒的直接等级控制呢？等级结构无法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它们需要一种配有许多支撑机构的思想灌输和文化同化系统。 比如，考虑一下世贸中心因为政府特务放置在其内部的爆破炸药(demolition charges）而倒塌这种想法。若要他们愿意这样做，除非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宇宙中，被灌输了和我们社会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好莱坞电影里所呈现的印象相反，人们不会出于完全缺乏理智的邪恶而做出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要遵循一种根植于文化的世界观。我能够明白为何伊斯兰武装分子(Islamic Jihadists）会因为激进的伊玛目(imam)和美帝国主义对他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而怒不可遏，进而密谋对这些“大魔头”（Great Satan)给予打击。但是，什么会促使美国爆破专家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大规模谋杀呢？亲爱的读者，什么又会促使你这样做呢？你需要受过什么样的另类教育、文化同化和思想灌输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并守口如瓶呢？大楼保安处的低收入员工或者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的大部分体面人士也会这样做吗？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大规模的阴谋若要存在，必须要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内部有一个完整的平行社会，并配有一整套平行机构，来去创造和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人。 从隐喻的视角重读上边的最后一句话，它会暗示你本文的主旨走向。 心理上瘾 我注意到阴谋论有一种很强的情感吸引力——至少对有些人而言。相信阴谋论的人喜欢认为他们对信仰的选择是公正合理的，因为相对于外面那些愚昧迷惘的“羔羊”来说他们更加理性、更加聪慧、更加开明。同样的事实，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便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种选择是因为智慧或者理性的作用吗？抑或我们所选则的阐释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阴谋论情感吸引力的一个表现就是它的心里上瘾性。不久前当我查询阴谋论存在状态之时，我发现自己在不断地检索一些网站，每当发现某种新形式的暴行时便有一种满足感。除此之外，阴谋论的存在状态也是黑暗而沉重的，充满了悲观的愤世嫉俗和一种连我自己都愚弄不了的肤浅优越感。我听说有人因此而完全上瘾了。他们每天花数小时的时间阅读新世界秩序的种种密谋策划，每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便会经历剧烈的脱瘾过程。 阴谋论的信仰者花费大量时间使自己“信息灵通”，但他们真的会按照那些信息而行动吗？我想，有些人确实会那样做——他们搬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武装场地或者将金币藏于地下室之中。但是大多数人依然像平常一样继续生活。他们与自己的邻居又有何不同呢？他们的眼球徘徊于艾莱克斯·琼斯网站(Alex Jones’website）而非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网站，但目的何在呢？他们也许认为自己是精明正义的少数人，代表无知的百姓与邪恶作斗争，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无所作为的。就像是任何类型的上瘾一样，对阴谋论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世界末日网站的上瘾使人们失去了力量，其实只是帮助了维持现状。 对阴谋论的信仰并非是在情感上相互平等的世界观的替代选择，它是情感、心里和精神状态的核心成分。这种状态是一种受害者的状态。认为事件由一些比我们更为强大的恶毒之人控制，面对针对我们的强大力量任何改变的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这种看法，使得我们走投无路，只能去开拓一个私下反叛(rebellion-in-private)的安全小王国。如果确实存在全球阴谋，这样的结果倒也令人欢喜。然而，矛盾的是，我们也可以说存在全球阴谋的想法本身就是全球阴谋所宣传的一个谎言。 无法证伪性 阴谋论最常遭受的批评是它的无法证伪性，因为任何矛盾性的证据都可以被归结为捏造、错误路径等等。而且，阴谋必须要非常隐秘——缺乏证据本身就是证据！不太经常被承认的另外一点是，阴谋论的替代性选择几乎也是无法证伪的。任何站出来要揭露阴谋的人都可能会被贴上骗子或疯子的标签，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巧合。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着两种叙事(narrative），或许稍加延伸，便都可以解释所有事实，就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但证据和逻辑的确无法给我们带来确定无疑。正如诸多社会心理实验所证明的那样，证据和逻辑也不是我们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首要决定因素。尽管来来回回的措辞不同，但阴谋论的双方，比如9.11阴谋问题的双方，都不是傻瓜。阴谋论的批评者指责阴谋论的支持者天真简单、带有明显的筛选偏见、犯了诸多基本的研究和逻辑错误。我觉得这些批评难以令人满意。它们当然适用于最糟糕的阴谋论，但并非总是适用于最优秀的阴谋论。 理性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所处位置和人生境遇来审视同样的事件，从而形成不同的人生信念。这些信念然后会变成他们所看之物及所寻之物的过滤器。恰似它们进入了相互分离却又彼此平行的现实之中。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远远不止于这种表象。 对抗邪恶的战争 阴谋主义给人们提供了心理报偿，使其可以去责备、去憎恨、或者去为了一个充满正义和远离恐惧的世界而战。矛盾的是，尽管阴谋主义把我们当作超强阴谋家的受害者，但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毕竟，如若当今世界的邪恶根源是这些阴谋家，那么解决办法就显而易见了：揭露他们并铲除他们。如果没有阴谋——如果，比如说，邪恶在世界上普遍存在或者只是组织的一个新兴特征——那么我们就更加无助了。即使是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也不能希望击败阴谋，至少我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知道解决办法，即使它遥不可及。 简而言之，解决办法就是战胜邪恶。阴谋主义提供了一种外在的邪恶，从而使我们可以为自己开脱罪责，原谅自己在对当今地球所造成的种种伤害过程中的合谋串通。我们可能会想:“若是由我来负责，我办事的方式会大大不同于新世界秩序的光明派，因为我是一个体面之人，不像他们那么邪恶。” 把人类活动甚至宇宙过程看成是善恶之战的模式有着深刻的根源，其源头要追溯到第一批农业文明。正是在那一时期才产生了邪恶的概念，映射着和自然界日益增加的对立关系，这一点在驯化野生生物的过程中是含蓄隐晦的。像杂草、狼、蝗虫这样的生物不是被看成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被看成人类安康的威胁和清除运动的目标——时至今日这样的运动仍伴我们左右。自然的混乱力量被等同于邪恶，而善意逐渐和保持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秩序相关联。按照这样思维逻辑，若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控制自然和社会该多好啊，那样善意便会在地球盛行，苦难便会大大缩减，纳米技术和神经工程会被消除。最终邪恶将会被彻底战胜。 新的政治运动掌权之时，常常带有铲除邪恶的想法。无论是纳粹大屠杀（Nazi Holocaust）还是苏联肃反运动（Stalinist purges），其结果往往都是血腥的，无论邪恶的识别过程是怎样的。换句话说，是邪恶的想法产生了邪恶。我们可以说，相对于全球阴谋的矛盾来说这是第二个矛盾。在善恶之战中，邪恶力量的一大武器便是认为存在善恶之战的观念。 阴谋主义给一种已经过时的古老思想形式穿上了新装，这种思想形式认为我们世界的恐惧是由邪恶力量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其过时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不再将其看成是征服和剥削的对象；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推崇新兴的精神信仰，即强调二重性（dualities）的综合和超越。在社会心里学中，一种被称为“环境决定论”（situationism）的新兴运动也声称决定我们选择的不是对善或恶的某种倾向，而是我们所处的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的总体 在物理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精神性这些迥然不同的领域，人们明白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和内心世界是紧密关联的；自我与世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共建的。控制世界事件的黑暗阴谋映射了我们同样的内心世界。当我说“我们”之时，我指的并不是一些人、其他人、当然也不是我们这些好人。我指的是你、我和每一个人。 这里可能隐藏着阴谋论中的一条重要真相：不是事实真相而是神话真相。我的心灵中似乎的确运行着一种阴谋，它使我被恐惧和贪婪所奴役；它将整个世界以过滤谎言的方式呈现出来；它似乎和我大脑中卑鄙的一面相联系；它似乎操纵着我去破坏我真正的幸福。 光照派被声称对世界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在自己身上进行实践。会不会当我们看到邪恶的政治集团控制世界之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我们自我的映射呢？ 由于我们的集体机构反映了我们时代盛行的心理动力因素，新世界秩序阴谋的故事，尽管有它的瑕疵，会不会为我们了解我们社会的一些重要真相提供一个窗口呢？ 共时性矩阵 上述新世界秩序假说的种种缺陷并非是其不值一提的原因，因为缺陷的本质指向一些深刻的真相。阴谋家掌握着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比他们想象的其实更加激进、更加充满希望的东西。让我们考虑一个谜题：如果没有正常意义上的阴谋，那么该如何解释指向阴谋的证据呢？让我们先不要全盘否定（throw […]

最近我从自己的联络表中收到了下面这个问题。我决定公开回答，因为类似的问题常常和移民叙事（immigration narrative）交织在一起，远远超出了英国的范围。 “我在一家女性收容所工作，最近一位土耳其女子来到我们这里。他的态度是她在英国，因此政府应该照顾她和她的孩子。她想让自己儿子接受英国的教育，因此她向政府政府借债，因为她为了得到英国的签证已经花了两年时间，她在英国才仅仅三个月，免费享受着我们的各种健康护理服务。她没有工作志向，也不想投入工作，却想着被照顾。这种态度让我火冒三丈，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如果您能给我提供一些建议或者看待这种情况的不同或更好视角，我将不胜感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她注意到自己是如何被吸引到怨恨叙事（a narrative of resentment）中的。她在寻找另外一种解释，注意到自己的愤怒但同时也相信一定有看待问题的另一种方式。 从根本上来说，这里的担心是外国人来到英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利用那里的社会服务或工作机会。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已经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来说，工作机会更少、纳税更高、社会服务更紧张。本土居民因此而责备移民者，反过来他们被说成种族主义、恐惧外国人（xenophobic）。但事实上，这种紧张局面是更大的环境所带来的不可避免之果。 第一点要考虑的是为何这些移民想离开自己的祖国，然后经历两年的签证申请过程的压力（或者乘非法船只穿过地中海或隧道进入得克萨斯州），把自己熟悉的一切都抛之脑后。原因（请允许我化繁为简）是发达国家（或者更准确的说，全球资本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使得贫穷国家对于它们的大量居民来说已经无法居住了。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协定、经济紧缩、全球债务体制，这一切都榨取了欠发达国家的财富，并将其转移到更加发达的国家。而且，要执行这种体系，经常需要进行政治镇压，从而也导致了种族暴力。这一切都促使生活在发达国家之外的大量人民无法生活。 使另一个国家的人无法生活，而后当他们不想生活在那里时，再试图用暴力将他们赶出去，这种做法是荒唐愚蠢的。制定使那里的人可以生活的政策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移民问题了。 与之相关的第二点：财富向富人的转移也对发达国家造成了影响。金融资本的扩张是以穷人为代价的，当然也包括中产阶级、市政府、小企业、养老金和政府税收。这造成了地方性资本匮乏和忧虑，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就像是我的通信者那样。我相信如果她没有目睹三十年来社会服务的下降和经济不安全的增加，她就不会感觉那么怨恨了。即使她自身做得全是对的，但她身边的许多人却不是这样。经济不安全淹没了我们所有人。当经济生活向我们嚷道“永远都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不大可能对移民、穷人或者任何需要帮助之人怀有慷慨的冲动。当我们经济安全时，我们可能会对那位土耳其女子的态度做出不同的解释。也许她不想工作是因为她生病了，或者她有很多孩子要照顾，或者她是一位卧病在床的母亲…… 谁知道呢？谁知道在我们进行评判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评判的实质是：“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会比她做得更好。”但每当我对别人的处境了解更多时，他们的行为似乎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并且我意识到：“是的，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我很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 当然，种族主义和恐外症（xenophobia）会妨碍这种移情（empathy），因为它们将目标锁定在去人性化或退化的存在范畴。不过，把种族主义或恐外症看成经济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也是错误的。怨恨和分配的状况被建造成支配地球的经济系统。种族主义、民族偏见等等，使得这一系统成为可能，使其似乎理由充足，但却不是造成它的原因。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移民问题，而不是建造更高的城墙、进一步加强边界安全，为何不改善人们迫不及待要离开之地的状况，使其更加能够忍受呢？ 给我写上面那封信的女子，可以说，实际上和移民在同一条船上。引起她怨恨的经济逻辑和驱使大部分移民行为的逻辑是相同的。这个系统通过使其受害者相互争斗而永存下来。这些紧张只会随着各个层次的债务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责怪其他受害者模糊了这一现实。当然，有很多人成功地随着他们的慷慨冲动而采取行动，尽管他们的身边也经济匮乏。但是，如果能创造一个体系去体现和鼓励这些冲动，那不是更好吗？ 在这里我不想谈这种体系会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本书。不过，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如果这一点以前还不够明显，那么希腊这个国家就使其显而易见了。问题和核心就是债务奴役，这种债务正日益控制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