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花了几个小时来研究一个类似“钻兔洞”（down a rabbit hole）的问题。该问题是关于“电力宇宙”（electric universe）——这一非传统的宇宙理论强调宇宙的首要构建力量不是万有引力而是电磁感应。该理论为诸多现象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包括红移（redshift）、宇宙背景辐射、宇宙演化（cosmogenesis）、星体形成、星系形成、太阳物理等等。 在重新熟悉该理论之后（我第一次探索该理论是在10年前），我开始阅读该理论众多批评者的作品（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使用了“揭穿真相”这个词）。对于这一“网上流行”的理论我竟信以为真，这是多么愚蠢啊！这些批评者指出了“电力宇宙”论支持者所犯的基本错误，称他们不过是一些“疯傻怪人”（cranks and crackpots）。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是吗？ 并不尽然。接下来，我读了一些对那些“揭穿真相者”（debunkers）的回应，这些回应条分缕析地驳斥了各种批评。我该相信谁？我并非物理学博士，即使我是，显然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在观点上大相径庭的专家大多都拥有博士学位。 作为一个外行之人，虽然我很难评估正方观点和反方观点各自的价值，但我的确注意到双方辩论过程中的一种不对称现象，这种不对称现象令人不安，所产生的后果也远远超过了宇宙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对称现象在很多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况，包括科学、医药、教育、经济、甚至任何产生知识并使其合法化的机构。 这种不对称现象的一个方面在于：双方中的一方可以求助于科学界的权威，而另一方却主要由被边缘化的异教徒（heretics）组成。这些持不同证见者抱怨他们在获得科研资金、发表论文和让自己的观点受到认真对待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同时，正统理论的维护者援引同样是缺乏同行评议的期刊杂发表（peer-reviewed journal publication）作为没认真对待“电力宇宙”理论的原因。他们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这些理论还没有被接受，因此它们是不可接受的。” 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如果你相信我们科学机构的合理性，你就会认为这些持不同证见者被边缘化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的作品没能达到标准。如果你相信同行评议的程序是公正公开的，那么“电力宇宙”研究中缺乏同行评议的引证就成了对该理论致命的指控。如果你相信主流物理学的语料基本正确，科学正日益接近真理，你就会高度怀疑对标准理论的任何重大偏离。 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对异议的草率对待。那些揭穿真相者只有一个层次的深度（one level deep）——他们批评异议，却对针对他们批评的回应置之不理。为什么不呢？如果你还是相信科学机构的合理性，那原因一定是这样的对话对严肃的物理学家来说纯属浪费时间。他们若是费心去驳斥每一个由那些自认为是下一个爱因斯坦的人所创造的理论的话，恐怕就没有时间去进行教学或科研了。然而，风险在于合理的非正统理论也有同样的缺点（tarred with the same wide brush）。从声称是无懈可击的前提中所得出的理论似乎往往是荒谬的。 双方的辩论在使强大正统性和边缘化非正统性相对立的其他问题上引起了共鸣，而辩论中令人不安的一面在于大量使用稀有的引语和类似“伪科学”这样的嘲笑性表达，以便对读者施加心理压力，可读者并不想被认为是傻瓜。这些策略造成了内团体/外团体社会动力（in-group/out-group social dynamics），促使人怀疑科学界内可能也盛行着同样的动力，以便能够强化团体思想（groupthink）、排除异议。但是，也有可能非正统理论真的是一派胡言，活该受到嘲笑。我们这些门外汉无从得知。这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权威的信任。 对于人类安康而言，宇宙学相对来说无关紧要（或者也可能并非如此，不过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但同样的动力也适用于对人类和生物圈来说生死有关的事情，特别是在医学和农学领域（比如，关于转基因生物的辩论）。我们能相信科学共识吗？我们能相信科学机构的正直性吗？ 或许不能。在最近的几年里，与日俱增的内部批评者一直都在揭露科研资助及科研发表方式的种种重大缺陷，以致于某些人甚至提出“科学已毁”（Science is broken）的观点。 他们所描述的功能失调包括： —故意的、无意识的、系统性欺骗 —结果的不可复制性及缺乏进行复证的刺激 —统计数字的滥用，比如“P值操纵”（P-hacking）——挖掘研究数据以 提取因果“假设”（post-hoc “hypothesis”）来进行发表 —同行评议系统的严重缺陷，比如该系统倾向于强迫实行现存范式，攻击 任何挑战评议者观点的意见，因为这些评议者的毕生事业都致力于这些 观点 —难以获得用于创造性和非传统研究假设的资金支持 —偏爱积极结果而非消极结果的发表偏见，压制不利于研究者职业的研究 该系统鼓励对已经达成共识的现存理论进行无尽的详细阐释，但如果其中某个理论是错误的，那么要想去纠正它就会面临几乎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这例证了对范式转变的“库恩式抵抗” （Kuhnsian resistance）。前美国卫生研究所（NIH）所长兼诺贝将得主哈罗德 •瓦姆斯（Harold Varmus）如是说： 该系统现在偏爱那些能够保证结果的人，而非那些有潜在开创性思想却又无法确保成功的人。年轻的研究者本应该提出新的问题、创造新的方法，可他们却中规中矩地进行着他们的博士后工作，而不敢有太大的偏离。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倾向于坚持他们屡试不爽的程序，却不去探索新的领域。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西德尼 •布雷纳（Sydeny Brenner）也提到同样的问题： 现在的（财政）支持者、科学界的官僚主义者，不想冒任何风险。所以，为了获得支持，他们想从一开始就知道方法可行。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拥有初步的信息，也就意味着你一定会沿着“正道”(the straight and narrow)前进。这样以来，除了在一些个别地方，就不存在任何的探索了。 关于大受吹捧、本该保持高研究标准的同行评议，他是这样评论的： […]

在《水的第四阶段》（The Fourth Phase of Water）一书中，杰拉尔德·波拉克（Gerald Pollack）巧妙地提出了一种水化学的新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对化学和生物学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自然和对待自然的隐喻基础也具有深远意义。 我首先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是一本由某个科研资质倍受质疑的人所写的一本“新时代”的书，而是一本有关化学的书，虽然很容易被门外汉所理解。波拉克是华盛顿大学一名德高望重的教授，是众多同行评议（peer-reviewed ）论文的作者，是2012年普里果金奖章（Prigogine Medal）的获得者，同时也是学术杂志《水》的编辑。我提及这些是因为在一个充满所谓的伪科学的领域，范式泛滥的理论会招致过度的敌意，不过在我眼里这却是卸掉科学严密负担的推测性研究。 的确，波拉克在书中前面一个章节中写到两个事件：20世纪60年代的聚合水（polywater）溃败，20年后关于水记忆（water memory）的争议。这些事件阐明了科学机构的政治性以及不同意见被压制的方式。此外，它们也揭示了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背后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而上的假设——而这本书间接地违反了这些假设，关于这一点我后边会谈到。无怪乎，这本书在科学界不受欢迎甚至遭受冷遇。尽管如此，《水的第四阶段》这本书避免了有时会影响正统书籍的那些过激性或迫害性故事。该书的语气谦恭、轻松、在呈现某些推测性观点时小心翼翼。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现代化学经过2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后，像水这种基本而又貌似非常简单的东西现在应该已经被完全理解了。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中的解释肯定就是高中和大学课本中的那些，比如蒸发、毛细管作用（capillary action）、结冰、气泡形成、布朗运动、表面张力。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也许正是传统解释很少受到细查的原因。然后，《水的第四阶段》却证明了哪怕是一点点创造性的细查都会揭露出传统解释的缺陷。 书中的核心概念是“禁入区水”（exclusion zone water），或者简称“禁区水”。假设一烧杯水，有成千上万个塑料微球体悬在其中。标准化学会认为这些微球体在水中会平均分布——它们遍布于水的大部分区域。然而，在烧杯的周边（即使任何亲水性物质沉入水中），水却仍然清澈，没有任何球体。原因何在？标准化学预测几个分子厚度的禁区可能存在于玻璃周围，两极的水分子和分散的电荷粘在了一起，但是波拉克所观察到的禁水区至少有1/4毫米厚——这是数以万计的分子的厚度。 波拉克和同事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实验，通过测试最终排除各种对此现象的传统解释（比如对流、聚合物冲刷、静电排斥、材料泄露）。他们还开始了研究禁水区的特性，结果令人欣喜：禁区水几乎排斥一切，不仅包括悬浮的微粒而且包括溶质。禁区水在270纳米时表现出电磁吸收顶峰，比散装水释放出更少的红外辐射，但其粘度和折射指数都高于散装水。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禁水区有一种净负电荷，而周边的书PH值较低，这表明有质子从禁区水中喷射了出来。 凭借这些信息，波拉克和同事做出假设：禁水区由水的液晶体组成，其中氧和氢以2：3的比例堆积成一层层的六边形。当然，冰也是由六边形的薄片堆积而成，但冰片的堆积靠的是外在质子的挤压。波拉克认为禁区层比较例外，排列的方式使得每层的氧和临近层的氢常常相邻。这种排列并不非完美无瑕，其产生的引力要大于斥力，足以产生内聚和分子矩阵，从而可以排除哪怕是最小体积的溶质。 哪里来的能量造成了这种电荷分离？它来自于入射的电磁辐射。当水样被免于电磁辐射和热流时，禁水区就无法形成。 《水的第四阶段》这本书旨在将这一假设运用到水化学中的各种现象上。在我看来，作为科学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问一些别人不会问的貌似天真的问题。比如，他质疑了援引氢粘合压力作用于水面的表面张力理论这一传统解释。水面的这种巨大张力真的来自于1纳米厚的水层所产生的能量吗？他问道，为什么凝胶99.9%的成分都是水却并不漏水呢？为何带电的雾状水滴结合成云而不是彼此排斥，并均匀分散于天空呢？为何来自一杯热咖啡的蒸汽会是一股一股地分散开来呢？为何热水有时比凉水更快结冰呢？为何船只在经过15到30分钟后才在相对静止的水面上留下航痕呢？ 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提供了非常精简的答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在书中也有涉及。他所引证的实验直截了当而又令人信服。虽然对化学中某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偏离传统，但他并没有援引超自然或超常力量。他也没有质疑基本的物理定律（热力学、相对论、量子理论等）。人们不禁会想：那么为何他的理论被忽视了呢？ 我认为原因超越了对范式转变的标准库恩式抵抗（Kuhnsian resistance）。毕竟，波拉克并非是第一个因提出和水相关的理论而陷入麻烦的科学家，其理论旨在指出水不仅仅是一种一般的、无结构的物质，更是一种化学媒介、一种化学的原始成分。这其中大有文章。 迅速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两种争议，即聚合水和水记忆，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教益。关于聚合水，俄国化学家发现狭窄试管中的水呈现出一些异常特性，既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这种异常和波拉克描述的完全一样）。一阵骚动随之发生，西方科学家指责俄国人没有消除水中的杂质——即来自玻璃试管的溶化硅微量元素。最后，俄国人承认水确实不纯净，这一发现也会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然而，并没有人解释溶化硅怎么会引起这些异常特性。波拉克指出，绝对纯净的水，万能溶剂，几乎不可能得到。这一俄国人发现事件的实质从来没被考虑过，而是找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对其置之不理。 水记忆的说法更是匪夷所思。1988年，雅克·本沃内斯特（Jacques Benveniste）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声称曾经含有抗体的水样仍能唤起对白细胞的免疫反应，似乎水“记住”了他们的存在。《自然》杂志出版了这一文章（本沃内斯特是法国顶尖级的免疫学家），但接着就派遣了一个审问分队进行调查，包括职业魔术师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及欺诈性调查者沃尔特 ·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d）。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的描述不一，但都一致同意没有找到欺诈的直接证据。该团队得出结论说结果是无法复制的，这一说法本沃内斯特极力否认却无济于事。结果对他的资助取消了，他的实验室被没收了，他的学术生涯毁于一旦。今天，他的名字主要和病理科学相联系，他的讣告是人物暗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杰作。 请注意在上一段中我把“记住”这个词加了引号，好像是为了让读者确信我认为水实际上无法进行记忆。这个引号暗示了水最多只能表现得好像能够记忆一样。因为，毕竟那只是水，是吗？它不具有复杂性、组织、智力、经验存在状态，而这些正是拥有实际记忆的必要条件。现代化学只是认为：水是一种普遍流体，任何两个水样本基本上都是完全相同的，只是温度和纯净度不同而已（对于那些叫真的人来说就是氢的同位素比例不同）。 聚合水、水记忆以及波拉克的理论全都违反了这一原则，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我们的文明，特别是其对自然的对待和商品经济同一性方面，其运作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人类自身拥有自我的全部特征。剩下的世界只是一堆物质，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任意开发，将我们的智力强加于缺乏智慧和理智的底层。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科学理论或科技对于那些坚持这一原则的人来说都是大错特错甚至难以容忍。 我们的社会今天正经历着转变，看待这一转变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自我”越来越多地赋予到过去“非自我”的东西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今天我们充分认识到女性和少数种族的合法人格（尽管，不幸的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思想仍然比大部人白人所意识到的要更加顽固）。我们不再把动物看成是毫无理性的野兽，尽管人们对动物智力的方式和程度还所知甚少。甚至连植物智力都正成为热门研究话题，尽管很少有科学家在谈及“植物具有智力”或“植物具有主观经验”时不发表不承担责任声明——“当然我并不是说它们真的具有智力。” 必须承认，杰拉尔德·波拉克也没有说水是否具有智力。不过，他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打开了一扇门，因为其研究暗示了任何两个由纯H2O构成的“水样”都是独特的，其结构取决于与之相接触的物质。为何我在这里要把“水样”加引号？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如果我从更大的水源取少量的水，比如从浴缸里取一试管水，那么取出来的少量之水和更大水源中的水具有同样的特性。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任何水样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从其环境中隔离。 波拉克的研究对一致性（uniformity）和隔离性（isolability）两个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虽然没有最终声称水可以携带信息，但当他观察到禁水区的特性因材料不同而不同时，他离这一结论已经很近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顺势医疗抓住了他的研究不放（正如他们曾抓住本沃内斯特的研究不放）。顺势医疗（homeopathy）在正统医学的眼里当然是江湖郎中的典型，波拉克的作品就和其有关联（尽管他从未对此作出任何声明），这必然会成为科学界警惕其作品的原因之一。 任何严肃的观察者都不会说他已经“证实”了顺势医疗的有效性，更不用说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的那些水形态动物和产品了。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研究结果——我希望其他的科学家能够重复并延伸他的实验——至少没有人再会说这些形态和不容置疑的科学原理相矛盾了。当然，如果任何两个纯净水样都完全相同，那么有结构的水产品和药品就是一派胡言了。多亏了波拉克（以及他在科学文献中所发现的一些列其他研究者），这件事变得不再确定无疑了。 《水的第四阶段》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更大的范式转变，这一范式转变正走入所有的科学，成为界定我们文明神话的过渡。单单是在科学领域，他的研究成果，如果得以证实的话，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是非常深远的，特别是在细胞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化学信号及医学领域。除此之外，它们也打破了我们的旧观念：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一般物质组成的死宇宙；我们是这个宇宙的唯一智慧生灵，因此是其合法的主人。波拉克是朝着萨满教（shamanic）世界观进行科学进化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拥有某种存在状态。 对这种转变的抵制仍然非常强烈，或许是因为其影响如此之大。即使没有意识到其深远影响，正统思想家也会本能地攻击与之一条战线的任何作品。常见的手段就是宣称“污染”（contamination），这（连同欺诈）被作为忽略反常结果的杀手锏，无论是在考古学还是在天文学和化学领域。这等于是对马虎和无能的指控。没有人想被看成傻瓜，因此，当背离传统的那些人，比如本沃内斯特、波拉克、庞滋（Pons)、弗雷诗曼（Fleischmann)、韩尔顿·阿普（Halton Arp），被放逐之时，那些私下里同情他们的人便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也在担心自己的资金支持和研究生涯，这无可厚非。 虽然我觉得杰拉尔德·波拉克赞同我们文明神话的更大转变，但在其书中却没有任何迹象。他把自己局限在化学领域，当他冒险进入猜想领域时，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单枪匹马。或许他的低调口气、对替代性解释的考虑、对实验为本的坚持有助于减少正统科学读者的天生怀疑。但我不敢肯定。这部作品的激进影响如此之近又如此之深。

  两年前，我的儿子马修（Matthew）14岁，那年他长高了6英寸。去年，他只长了两英寸，而今年只长了半英寸。我应该为此担心吗？ 当然不应该。在成熟发张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可量化的身体增长会减缓或停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会取而代之。 假设我不明白这一点，而是给马修喂食增长激素以千方百计地使他长高。再假设我的努力伤害了他的健康，耗尽了我的资源。这时候，我可能会说：“我要寻找一种方法使得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或许我可以使用草药激素（herbal hormones）。” 我们文明的发展在本质上也处于一个类似的转变点。数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增长——人口、能源消耗、耕地、数据资料、经济产量。今天的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增长不再可能了，也不再可取了；维持这种增长只会对人类和地球造成越来越大的成本。 是时候转变发展模式了，转向一种强调质量而非数量、强调更好而非更多的发展。我希望我们的政策精英们会明白这一点。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传达了对环境真正的关怀，这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这些目标同时也没有摆脱经济增长的旧观念——增加GDP，增加工业基础设施、道路、港口等——而没有考虑是否有其他的发展方式可以更好地实现扶贫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定，“贫困国家”摆脱贫困的方法就是发展出口行业以增加GDP（目标是70%的增长率）。不幸的是，这一策略在很多国家所带来的结果是贫困加剧而非减少。财富经常最终会落到当地精英的手中及榨取资源的公司和借钱谋发展的金融机构手中。除了保证投资者会榨取远远超过他们投入的金钱这种方式，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使一个国家更能吸引投资者的目光呢？怪不得，尽管自1990年以来全球GDP增长了近2倍，但遭受食品不安全的总人数也随之增加，许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已停止增加甚至开始萎缩。 然后就是所产生的环境后果。如果这些国家出口的不是木材、矿产品和其他的自然资源、劳动力，那么它们还能出口什么？公路和港口还会有什么其他用途？可持续发展目标旧调重弹却希望结果不同——这真是荒唐至极啊。 仔细审视一下经济增长的内涵，我们就会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按照传统的衡量方法，经济增长指的就是兑换成金钱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当土著农民或自给自足的村民们停止种植和分享自己的食物、停止建造自己的房子、停止制造自己的娱乐，转而去工厂或种植园工作并为这些买单之时，GDP增加了，他们也被认为富裕了。他们的现金收入可能从一天零美元上升到5美元，但是他们现在却受到全球市场的支配。当商品价格暴跌之时（就像是现在），当他们国家的货币贬值之时（就像是现在），当地物价上涨，他们陷入赤贫。如果他们能够对全球商品经济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只有我们把标准的发展模式视为理所当然之时，经济增长才会成为缓解贫困的必要手段。在一个以金钱作为付息债务的体系中，贫富差距必然会增加，除非收入（偿还债务利息的能力）的增长速度超过债务的增长速度。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收入现在正在下降，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偿还债务：缩减开支。缩减开支和（传统）发展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两者都有助于一个国家出口财富。缩减开支的规定——公共资产私有化、取消贸易壁垒(trade barriers)、取消劳工保护、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缩减退休金——和经济发展的新的自由规定完全是相同的。这些措施都会使一个国家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把这一体系视为理所当然了。首先，让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贫困问题：鼓励远离全球市场的复原力和独立性，特别是通过当地食物自治、当地资源控制、分散式政治机构、不以创造外汇为基础的分散式基础设施。其次，让我们消除货币化冲动的潜在驱动力——自20世纪60年代明目张胆的殖民主义结束以来，国家和私人债务一致都是殖民主义的首要工具（值得称赞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到了减少债务，这一点需要大规模实现）。再次，让我们谈一谈金融系统的根本改革，这一破碎的、基于债务的系统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要依赖经济增长来存活。这一系统使每个人陷入和其他人的竞争之中，导致了一种“鱼死网破”（“race to the bottom”）的竞争模式，而这种竞争永远不会终止，直到整个地球都被转化为产品。 从化学增长刺激转向草药增长刺激（“绿色”或“可持续”发展）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发展等同于增长，那么“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贫困和生态灭绝息息相关。是时候过渡到另一个世界了，一个财富不在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世界。